我知道上一代也曾疼痛，甚至生产过更多的断指。然而我以为问题永远不该是“为什么下一代不能忍受”，而是“为什么上一代可以忍受”；我们不能把这种环境看作正常的环境，接着质疑下一代人不能吃苦的理由。

    “一代不如一代”，这是句我们常常听到的老话。做学问，一代不如一代，民国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写文章，一代不如一代，周氏兄弟始终是白话文写作的高峰。早辈的政治人物洁身自爱高瞻远瞩勤政爱民，别说去“天上人间”买醉了，他们根本忙得连厕所都没工夫上。我最近发现，原来连打工阶层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他们老说以前出来打工的刻苦耐劳，你叫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如今可好，一个比一个贪图享乐，有钱不存下来交首期，先拿去买新款手机再说；而且抗压能力特别低，动不动就闹事。最近几年，我老是听到一些香港商人抱怨，说香港不行了，要做什么大事都做不了，因为总有人反对抗议。他们还说新一代的不是，不只喜欢集体上街吵吵闹闹，工作态度也分外懒散糟糕，不问自己为公司做了什么，只问公司为自己做了什么。

    然后他们一致夸耀内地。哎，还是内地好呀！有气魄有效率，高铁说建就建，老区说拆就拆，其速度仅次于上帝创世时的说有光就有光。最妙的还是工人，任劳任怨，有30年前老香港的风范，存我中华民族真本色。

    “一代不如一代”不是单纯而孤立的一个判断，它还会导出一整套有问题的思考框架，简化了现象，模糊了背景。既然是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比较，它很自然地就会把这所谓的“代”当成自在自足的一个单位，然后根据一些主观且随意的标准去直接比较两个相对独立的“代”。于是它忽略了一代人是不是真的都长成同一副模样的根本问题，更忘了去问这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一来就直接探讨新一代的“集体性格”究竟有何毛病。所以你看最近的热门话题便是“80后”“90后”的“意志薄弱”了，似乎那千千万万的年轻人都有同样的人格，类似的弱点。

    在我看来，要指出一大帮人的共性是很难的，要辨识他们共同的处境却反而容易得多。与其动用一堆假心理学概念去强说“集体性格”，何不干脆老老实实看一眼那种同时让几万人做同一种动作的大工厂呢？当然你可以辩驳，上一代人也有干过工厂的，也都吃过同样的苦（甚至更多的苦），怎么就不见上一代人又哭又闹？

    郑小琼如今已是广东省人大代表了，可我还记得当年她以“打工妹诗人”的身份崛起诗坛的姿态。她诚实地书写了她眼中的那种环境：“我不断地试图用文字把打工生活的感受写出来／它的尖锐总是那样的明亮／像烧灼着的铁一样／不断地烧烤着肉体与灵魂。”（《铁》）。其中的压抑是这样的：“它巨大的暴力在我内心留下深陷／它似巨雷碾过，交谈中／我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从四周压了过来／幽暗处的洪水／正挤压着我肉体与灵魂／鸟的翅膀与鱼的水域／花朵的香气也被局限／在一张扭曲，变形的门／在它低垂的弯拱中／我们每天弯腰躬身活着。”（《非自由》）。不用我多说，我想大家都能了解那种令人每天弯腰躬身活着的“巨大暴力”是什么。

    郑小琼还对记者说过自己被超声波打掉指甲盖的经验：“有一段时间，我对机器充满了恐惧，我常常会在梦中怀疑我的手会被机器轧掉半截……如果你在东莞某个流水线做上一个月，如果你还会思考，你就会疼痛。”

    我知道上一代也曾疼痛，甚至生产过更多的断指。然而我以为问题永远不该是“为什么下一代不能忍受”，而是“为什么上一代可以忍受”；我们不能把这种环境看做正常的环境，接着质疑下一代人不能吃苦的理由，反而该如实看见这种环境的苦，然后探问是什么使得上一代人身在苦中不知苦。

    说穿了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希望，以及对希望的想象。流水线、机械化的动作确实难熬，但上一代人仍然盼望回家结婚盖房子，每一个小时的工作都能换算成未来的砖瓦，每断一根手指都意味着楼上的房间多了一扇窗子。所以这种苦是值得吃的，再多的牺牲也都是有意义的。有些工友说不定还能掌握机遇，在城里拼出明亮的未来。你看张茵这位女富豪，当年也只不过是香港深水的一个打工妹呀。

    现在呢？现在不是每个人回到农村都还能获得一个好生活。替孩子付出不菲的教育开支，带病重父母到城市看和城市人一样昂贵的病；还有哪一位工人会希望回农村安家过日子？住在城市吧，你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凭积蓄住得起一间自己的房子（更不用说户口变迁的困难）。反正怎么存都存不出体面的未来，我拿月薪去买一部新款山寨手机满足一下短期欲望都不对吗？回去是不愿意了，留下来也看不到往上流动的道路，眼前的劳动就真的只能是劳动了，犹如每日推石上山。

    假如一代真的不如一代，那实在不是下一代的意志力的问题， 更多的应该是问问社会有没有给予他们希望。